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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外滩大会”:全球金融科技的灯塔效应?

时间:2020-01-18   来源:华东财经网    作者:顾盼娟    

原标题:“外滩大会”:全球金融科技的灯塔效应?

王如晨/文

摘要

◎政策密集

◎一点伤痕

◎区域博弈

◎灯塔效应

关键时刻,蚂蚁金服与阿里集团总能依托行业趋势、宏观经济走势,展示出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从而为自身、行业以及宏观面探寻新的发展空间。

1月15日,一则消息蕴意特深。

当天,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在沪金融管理部门共同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上海将推出金融科技培育、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措施,欲5年内建成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中心。通气会上,蚂蚁金服宣布,由支付宝、蚂蚁金服和阿里集团主办的全球最高级别的金融科技大会——“外滩大会”将永久落户上海。

新闻通气会素材显示,“外滩大会”属上述方案一部分。蚂蚁表示,将积极助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听去像是一个简单配套。但里面太多值得辨析的地方:第一重感觉是,上海的紧迫性。涉及自身发展与大国战略。当然还有复杂的全球化与本地化博弈;第二重感觉是,蚂蚁与阿里集团太会把握战略机遇了。当然,这也是它们无法回避的责任。它正顺应大国战略。借助金融科技建构长远竞争力。

1.政策密集

说到上海紧迫性,一句俗语形容:急急如律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城市像这里一样如此密集地出台金融相关政策。当然,这也有来自更高的顶层设计。

暂不追溯太远。且看开年,除上述新闻通气会之外,上海一系列密集信息:1月4日,2020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1月9日,央行上海总部2020年工作会议;1月14日,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1月15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1月16日上海市外汇管理工作会议……

这些会议全部提及一个战略目标:2020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之年。它们从各自维度给出了推进措施。

于是,两个时间节点,就需要拎出来。

一是2009年4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自此,“两个中心”建设,每年甚至每季,上海市政府与相关部委都有推进建设的举措。

二是2019年1月17日,经国务院同意,央行会同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事实上,此前2018年的上海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已强调,按国家部署,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正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那么,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实施方案》有什么直接关联?与支付宝、蚂蚁以及阿里集团操班“外滩大会”又有何干?

表面很好回答。

一重背景在于,2014年5月,总书记考察上海时,作出“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重要指示,而与金融场景相关的科技创新本就是核心部分;

另一重背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核心目标也包括金融科技中心的建设。

2019年3月23日,”第九届北外滩财富与文化论坛”上,上海市副市长吴清致辞时表示,当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上海正加快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保险中心”、“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和结算中心”、“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等六个中心,并且要打造出一个国际一流的、最优的金融生态环境。

不过,夸克认为,这仍不足以描述上海的紧迫性。

这里提供两个观察视角:一是应该结合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差异看;二是不要忽视2020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面临的国际挑战。

先就第一点说。

2019年9月,第26版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发布,上海位居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之后,名列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这已是上海连续三次名列前五。其中,本版上海与第四名新加坡的差距更是缩至1分。而伦敦、香港两个中心的分数则大幅下滑,前者应与脱欧引发的疑虑有关,后者背景不言自明。至于新加坡分数下滑,亦不脱宏观形势及大国贸易氛围影响。

GFCI最初由英国智囊团Z/Yen编制发布。2016年7月起,由Z/Yen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编制。

看去,上海不但地位稳升,接下来,超越新加坡甚至中国香港应该都有乐观。

一切不是很好么?

一个细节,可能让上海并不那么满足。它甚至会被认为是短板。

2.一点伤痕

同样是GFCI 26。它新引入了FinTech(金融技术)指数。其中,北京、上海高居前两名。亚洲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北京高居榜首,上海名列第二,纽约、广州、深圳、伦敦、香港、新加坡紧随其后。这一维度展示出,几年来,中国大陆基于移动互联网尤其移动支付而形成的综合的金融科技创新能力。

金融科技指数名列全球第二,于上海不更好么?

确实相当靓丽。但这个看似出色的指标,却会揭起它一丝伤痕:在中国大陆核心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中,于互联网发展指标,上海相比北京,有不小的差距。

这似乎也直接关联着如此一句话: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它最早出自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之口。当年,他与时任广东市委书记的汪洋会面,提到了马云,并感慨“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两人为此进行了深入探讨。随后,汪洋视察阿里,再度提出这一命题。

这很快引发热烈讨论,尤其批评上海“双创”机制与文化土壤。一些言论甚至充满攻击性。

话题一直延续。记得2014年9月1日,上海市委党校新学期开学第一天,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应勇在第一课上就说,目前,国内互联网三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上海都没抓住。阿里巴巴最早在上海,后来才移到杭州,“上海要研究为什么没能够留住马云”。

过去一度觉得,这话题让上海难堪。尤其2014-2016年,上海多家互联网公司持续被北京、深圳等地巨头收购,更是引发悲情。今日回看,它是一个大国试图通过深层机制、文化变革驱动创新的信号。

固然让人难堪,但这揭示了上海竞争要素、产业结构、文化土壤、双创机制等许多方面的不足,加速推进着上海科创的进步。

当然,这不是否认上海整体科技。事实上,这里不但有国内发达的IC以及更多精密制造,即便是互联网业,虽在拼多多之前没有巨型平台,但每个细分领域,都有全国很难忽视的互联网公司。只是,上海商业、服务业多样性、人口基数、消费力等,让许多项目于本地生存容易,拓展全国或全球市场就难以为继。上海互联网公司大都擅长精细化运营,但常常失去效率,魄力与格局不够。在追求“唯快不破”的周期,这种精细化特征反而是短板。而拼多多的崛起,则是多重技术与商业要素的集成,它契合着一个变局时刻。

不过,整体而言,上海与北京相比,在ICT层面仍有许多不足。而金融科技,虽然场景重心在金融,仍建立在整体的科技基础之上。

复旦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刊有《上海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及其基本路径》一文,作者刘庆富、孙传欣、顾研。他们结合了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的做法,采用正态分布调整,给出2013-2017年全球前7大金融中心的金融科技发展指数。

对比下来,他们认为,上海金融要素、体系强,但科技弱,或曰“强金融、弱科技”。这一周期,金融科技基础水平上,伦敦、纽约科技基础指数一直保持在第一、二位。北京2014年超越东京,名列第三。这一周期,上海金融科技竞争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在2016年后略有下降”,“横向对比看,北京在这5年始终好于上海,不仅一直处于领跑位置,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上海在经历较高速增长后,目前基本陷入停滞阶段”。

他们描述的截止期是2017年,与今日GFCI金融科技指数有很多参差。这说明,两年过去,上海已有较大进步。但论文末尾结论与建议亦不失客观。比如建议上海增强产业扶持力度、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引进、加强国际交流合作、防范金融科技风险等。

该文属上海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招标项目“上海金融科技的发展路径及其风险防控机制”(项目批准号:SIIFE201806)、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基于高阶矩的期货投资组合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7PJC009)的阶段性成果。时效性已有弱化,但仍有参考价值。

对于致力于锻造国际金融中心、科技本就有相当实力的上海来说,它必定会努力消除这种印象,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发力。事实上,上海最新的科技进展,尤其是从底层硬件到整个体系化的建构,在全国也是罕见。

这确实也涉及到我们提到的国际与区域竞争。在领先纽约与伦敦基础上,上海与北京之间的博弈一定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金融科技,整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也是。

3.区域博弈

上海有着过往的荣耀。自从19世纪后半叶就开始聚合的各种金融要素与市场体系,到上世纪20-30年代,早已相对完整。它是整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

不过,北京作为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它亦始终扮演着非常核心的金融中心角色,且与上海一直有较为明显的互补。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上海市档案馆编、吴景平与马长林主编的《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一书P68-69,描绘了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分布,提到北洋政府初期,中国银行业的兴起,同经营政府公债相关,国家公债以北京为发源区,以上海为集散处,“两地买卖最为繁赜”。

其中还记述到,最早提出“两个中心”论的,是北洋政府驻沪调查金融专员李焱芬。在提交给当年北京政府的报告中,他分析说,上海金融与北京息息相通。北京是首都,全国度支出纳均聚散于此地,为本国财政枢纽,是为全国的“财政金融中心”;而上海是中国最大商埠,对外贸易咽喉,国内外汇兑市价多以上海为标准,金融整体实力最强,是为全国的“商务金融中心”,“北京与上海各成其为金融中心,有两个中心之倾向,而达成其为椭圆形焉”。

即便今日看,这分析亦相当生动。

今日北京自然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止排名也靠前,而且在城市发展战略中,金融中心本来也是它锻造的目标之一。虽然要素不比上海丰富、深厚,但综合实力依然强大。2017年,北京金融业占北京市经济比重已达17%,属第一大支柱产业。而金融科技维度更是领先。事实上,北京市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比上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还要早近两个月。

2019年年末,央行、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和卫健委六部门批准在10省(市)开展为期1年的金融科技应用试点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重庆、四川、陕西入选。

不过,两大金融中心承担的责任不同。北京可能更重“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目标,而上海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更明确。而它在引领、赋能、驱动实体经济与经济带、推动中国金融业开放“先行先试”等方面,有更多空间。这也是决策层之前对上海的要求。

也就是说,上海金融不仅承担着本地发展,长三角产业带乃至全国金融业探索的重任,更有形成成熟机制以复制的空间。它与北京、深圳等城市间,未来也会有很多互补性。当然,在与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中,上海应该也是处于前沿。

2017年,上海市政府就发出冲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号。

事实上,2020年,上海不但要冲刺这一目标,还要面临一场冲击。那就是,中国对金融业作出的开放承诺。

央行昨日公布了中美经贸第一阶段金融业务扩大开放的部分内容,共24条,涉及银行服务、信用评级、电子支付、金融资管、保险、证券、基金管理及期货等方面。中美义务对等,互有承诺。中国承诺主要包括放宽金融业准入限制;已开放领域依法受理并审批美资机构业务资质申请、优化具体业务监管规则。

央行强调协议内容与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方向一致,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引进来”,也覆盖中资机构“走出去”。

我们看到,双方协议达成消息一公布,高盛就传出,2020年,将扩大一倍中国员工人数。更多外资巨头落户上海的消息正在传来。

这会进一步丰富上海的金融要素,对全球市场形成更大的聚合力。不过,这也会有压力甚至风险。上海市市长应勇多次强调了金融安全。比如2018年10月,第30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金融的开放和创新发展,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也就无从谈起。去年1月,在回答凤凰卫视时,他再度强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安全是前提、基础,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金融的开放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存在。所以,上海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底线,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

事实上,过去一段,密集的政策驱动之下,上海一直在反复强调上述立场。一方面要“先行先试”,面向全球,做许多前沿探索,另一方面又要强化金融安全,有“底线思维”。这是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功能,也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代替的价值。比如中国香港,国际金融指数虽然高于上海,但现阶段体制不同,并不能直接代替内地城市的试点价值。

4.灯塔效应

那么,扯这么远,这与金融科技中心有什么关联?再度重复一下,“外滩大会”的设立有什么风向价值?

综上,简要来说,金融科技,不仅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着力强化补足的金融要素,一种面对数据、数字时代的安全防护基础设施之一,更是一种数字化时代的重构、连接、协同、智能化力量。它能激活上海厚重、丰富多样且日益强大的金融要素,形成更多创新的空间,从而进一步汇聚全球化要素,形成强大的飞轮效应,为上海、为中国乃至全球沉淀新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价值。

蚂蚁金服CEO孙权去年表示,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必定也是国际化的科技中心。这是颇有见地的判断。它吻合着过去多年硅谷与华尔街之间的种种资源流动趋势。

一个金融科技力量不够强大的金融中心,不可能成为具有真正国际化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在这个维度,上海绝不可能落后。而此刻,我们认为,尽管新一轮开放已经打开,上海金融要素会进一步丰富,整个体系会更完整,创新空间会更大,但就面向全球的聚合来说,它急需一个关键的议题场景,后者既要将上海乃至中国金融业、金融科技的演进传递到全球,建立认同,更要通过具体的场景传播,持续沉淀并输出属于中国新金融服务的价值体系。

如此,再回头看蚂蚁金服与阿里集团此刻的参与,就能体会到它们对于区域经济、行业趋势、全球金融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判断。

它们展示出了强大的议题设置能力,当然也体现出责任与担当。因为,截至目前,蚂蚁金服属于全球最大的未上市的金融科技巨头,不但在移动支付领域拥有强大的号召力,更是在区块链(尤其BaaS平台)、分布式金融架构、多元业态、普惠金融服务等层面,拥有业界最强的实力。

如果再结合阿里集团的基础性的技术与商业生态,蚂蚁、阿里集团与上海金融业的协同与携手,将有望产生巨大的数智赋能价值与场景效应,引领全球金融科技加速落地。

事实上,蚂蚁金服、支付宝与上海早有姻缘。比如,移动支付方面,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就注册在上海。2011年成为首批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支付公司。目前,阿里经济体在上海设有四大总部+3中心,已成为上海全球金融科创中心建设的中坚力量。

2015年,上海市政府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体现在金融场景方面,与支付宝平台结合,上海移动支付、城市服务、一网通办、智慧交通、移动医疗、普惠金融已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8月16日,阿里巴巴集团、蚂蚁金服集团与上海市政府续签战略合作协议。众多规划中,将上海打造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升级的提法最受关注。而此次战略合作亦提到,蚂蚁将发挥区块链、移动支付、信用体系、金融风险防控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到长三角一体化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来。

此外,蚂蚁专注的普惠金融服务,也能为上海底层创新铺垫力量。截至目前,它已累计为上海地区的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发放贷款逾千亿元。通过各种创新的技术方式,最终让更多商家可以更好地经营,从而拉动当地实体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

如此,一场最高规格、覆盖广泛的外滩大会,就不仅能驱动这座城市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灌注草根精神,消除“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的伤痕,更能聚合全球要素,在金融科技乃至更多领域,产生“灯塔效应”。

当然,于蚂蚁、阿里集团来说,自然也会大为受益。尤其之于蚂蚁。在这阶段,在展示“金融科技”属性上,没有哪个城市比此刻的上海具有更大的场景价值。考虑到这家公司潜在的IPO目标,外滩大会,可视为一场完整的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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