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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遗址九成未发掘

时间:2018-10-29   来源:华东财经网    作者:潇潇    

  金沙遗址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群、三星堆遗址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阶段,填补了古蜀文化的重要“缺环”,为破解三星堆古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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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专访了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讲述金沙遗址背后的故事,以及他曾作为一个 “文学青年”成长为“考古人”的“考古人生”。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张丹

  今年55岁的王毅,是四川达州开江县人。“在我们那个小县城,可能唯一称得上文物的,就是那座清代的塔。”王毅笑着说,大学时学习考古,完全是“子遵父命”,还不知考古为何物。“当时比较流行的是文学青年,我那时其实也是其中一分子。”王毅说。

  “没想到考古伴随一生”

  相比考古,年轻的王毅对文学更感兴趣。“比起理科那些具体的微观学习,我更对文史哲老师说的‘上层建筑’感兴趣。”王毅告诉记者,由于碰到了好的文科老师和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上自己的数学、外语等拉分不少,所以最终考上了大学。就这样,王毅作为一个喜欢写诗、作文的“文学青年”,进入四川大学考古专业。

  但是,在王毅的心中,还是更加喜欢创作文字带来的快乐。“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看‘闲书’,考试就机械地对付过去”。王毅回忆说,大学期间一直到毕业,他都没想过考古将伴随其一生。

  面临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下定决心。”王毅毫不隐晦地说,就算他进入考古系统,留在四川也不一定能做出成绩,因为很难有特别好的机会“施展拳脚”。

  毕业后,他尝试着进入考古系统,想申请去新疆、甘肃甚至西藏,充满文艺气息与诗意的地方去考古。但是想法刚提出就被无情地“扼杀”,父亲说“你那个身体状况,恐怕又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于是他去了成都文物管理处,开始30余年的考古生涯。

  “干一行,做一行。”王毅说,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对责任感使命感的诠释。

  考古的“穿越感”

  进入工作岗位后,原本“没有把考古当作终身追求”的王毅,更感到“对自己很失望”。

  在不断与国内顶级考古学家接触后,他感受到中国考古的中心在河南、陕西,“四川的考古”则只追溯到秦汉以后,很少出现对全国有影响力的考古发现,王毅觉得,“失落感”已与工作开始“连接”。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他的自信一点点建立了起来。“当第一天遇到的是几百年前的文物,第二天见到的可能是几千年前的遗存,第三天则是前所未知的东西,你会对祖先油然而生敬意。”考证是枯燥的,在时空隧道中的“穿越感”却是“文学青年”从未经历的。

  “当你和伙伴天天都在发现城市的美丽过去,感受先人创造的辉煌,就开始觉得考古越来越有意思了。”他解释说,考古就像是当代人与古人之间展开的一场特别的“对话”,讲述那些筚路蓝缕的往事和一段段尘封的历史。

  “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已选择去做一名称职的考古学家了。”王毅颇为感叹地说,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寄情于山水之间”,考古成了“青山之志”。于是,常随其身的那一小箱诗文稿被付之一炬,在大慈寺居住的小院天井成了“牺牲品”。当时有一种颇为悲壮的“黛玉葬花”的感觉。”

  也就是在那一年,有他师兄参加发掘的三星堆有了惊人的发现,令他更加兴奋。

  特别的“十字路口”

  1986年7月至9月,考古人员在地处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的一号和二号祭祀坑内,发掘了金器、玉石、青铜器、象牙等近7000件遗物,出土包括青铜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金杖、金面铜人头像等国宝。自此,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三星堆文明正式走进世人眼中。三星堆古遗址也成为上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而三星堆古遗址的发现,也带来了更多的“疑问”:它是什么年代的?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种种的猜测,学术界众说纷纭。

  与此同时,成都考古也进入“井喷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到了成都考古发展方向选择的“十字路口”。

  王毅回忆,最初考古队只是博物馆的一个部门,但是借驻大慈寺庙宇的博物馆显然不能满足考古工作的需求,大量出土文物占用了很多空间,各方意见很大。

  “博物馆想要留下出土最好的、最美的文物,但是对于考古人来讲,每一片出土物哪怕是残片都不忍丢弃。”王毅说,因此,当时全国普遍出现考古与博物馆“分家”的现象。

  1992年,王毅悄然离开了大慈寺,来到青羊区十二桥遗址,被他称为“工棚式考古场所”的“福地”。

  金沙,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

  三星堆的来龙去脉成了四川考古学家的一块“心病”。在三星堆祭祀坑发现后的第十年,也就是1996年,我们在成都平原发现了以新津宝墩古城为代表,比三星堆祭祀遗迹要早的距今4000年至4500年左右的史前城址群,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源头。

  但三星堆文明之后是什么呢?是传说中的“郫邑”吗?郫邑在哪里?考古学家找了很久一直没找着。“所以,金沙遗址的发现好像是偶然的,我看也是必然的。”王毅说。

  2001年2月8日,成都西郊一片规划建设为住宅小区的工地上,工人们在施工中挖出一些类似玉片和象牙残件的东西,这一信息迅速通过文管办传递到考古队。

  “当时我正在绵阳主持新一年的考古规划会,获悉此消息后大胆推测说‘第二个三星堆来了’,其实就是个感觉。因为金沙一带我们之前已发掘到大型宫殿式房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王毅解释说。

  随后,金沙遗址的发掘证实了王毅的判断,它是中国进入21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数以千计的玉器、金器、青铜器、象牙的出土再次震动考古界,因为只能与“神”联系的遗迹遗物极有可能与三星堆之后的古蜀王国密切相关。于是,金沙大规模考古发掘展开了。

  他告诉记者,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三部曲”确定了下来——宝墩、三星堆、金沙。金沙文明是三星堆文明的嫡传血脉。

  古蜀文明的发展历程通过三个标杆性遗址形成学术界公认的体系殊为不易,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三星堆燕家院子的考古挖掘到金沙的发现,几代考古学者用了近80年时间。这个体系证明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地区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的文明起源与发展中心,是中华文明多源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教科书”般的文字,浸透了考古人的心血。

  揭开“王者”面纱

  金沙遗址的真正主人在发现之初并不能确认,揭开“王者”的面纱,被王毅称为是可以“兴奋一辈子”的事。

  2007年,在金沙遗址被发现后的第六年,在一个长宽不超过两米、深不到1米的椭圆形坑内,考古人员惊奇地看见了一个闪亮的金属小角。当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巴一起取出时,它已经被揉成一块皱皱巴巴的薄饼,无法辨识器型。

  王毅那天正好在现场,他就是揭开这块“薄饼”面纱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剥离上面的泥土,经过初步延展后,首先看见一双大大的眼睛,“鼻梁很坚挺,接着看到三星堆文物特有的咧嘴,穿了个洞的地方展开一看,是耳朵”。

  很快,这件与金沙身世相关的“宝器”被送到全国最好的修复专家手里,这是一件迄今中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金面具,只有“王者”才可以拥有。

  谈起当年展开金面具的情景时,王毅的脸上仍然带着惊喜,似乎回到了当时的那一刻。“这种经历真是一个考古学家毕生的梦想。”王毅自言自语。

  由此,金面具的发现,将金沙遗址与“王者”画上了等号。“有时候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精心设计,往前走就行。”王毅感慨地说。他的考古人生似乎就是如此,走着走着总会有意外的惊喜。

  说起当初对金沙遗址的判断,他笑着说,考古学家是严谨与浪漫并举的,不但需要浪漫地大胆设想,更要去严谨地小心求证。“要达到古人严谨与浪漫的至高境界是很难的,因为古人是在用一生去做神器,只有那份虔诚才能做出充满神韵的‘神品’,今天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恐怕是难以实现的。”王毅说,作为一个考古人,始终相信祖先们的智慧。

  金沙遗址将不再大规模挖掘

  “我是一个‘占了便宜’的考古者,我所经历的,不是所有考古学家都有机会去经历的。”王毅说,如果没有之前几代考古学家的付出和奉献,即使金沙挖出了“好东西”也不一定认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的发掘也不可能展开,“我们只是做了几代学人想做而未能做的事,考古需要积累,也是团队的力量”。

  在金沙遗址被发现之后,王毅开始了另一种打算——建设金沙遗址博物馆。“当时有许多人觉得,有了三星堆博物馆,为什么还要建金沙遗址博物馆?”王毅说,之前他在国外考察的时候,见过数以百计的博物馆,看到各个国家、城市对于文化保护的那种珍爱,所以更希望将金沙遗址也能够建成一座讲述金沙王国故事的博物馆。“那个时候要践行一种观点还是很难的。”

  在政府和市民的支持下,在调动当时积累的全部国内外学术与技术资源后,金沙遗址博物馆最终在2007年建成开放,并逐渐成为王毅理想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博物馆。这是一座按照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建设的一流博物馆,因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而更加闻名,金沙文化作为成都文化之根,已成为外地人来成都的必往之所。

  “开馆的那一刻,我是流泪了的。”王毅不好意思地说,当开幕式即将举行之时,大家发现馆长不在了,还是用监控摄像机镜头把躺在博物馆园区偏远角落的他给“逮住”。

  直到今日,金沙遗址仍然有90%没有被发掘。“按照国际惯例,以及出于对遗址保护的原因,今后也不会再进行大规模发掘。”王毅说,这些文物埋藏在地下的环境可能是最安全的,毕竟无论现在技术怎样发展,仍然满足不了文物保护的需求。“要给未来的成都留下一笔财富。”王毅说。

  在王毅看来,金沙将永远与成都这座城市共存、共荣,考古人的心迹也将永远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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