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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里的富人们:各个国家的富豪是如何缔造的

时间:2018-10-29   来源:华东财经网    作者:王越    

(原标题:穷国里的富人们)

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这个词是1840年发明出来的,用于描述美国纽约在伊利运河(Erie Canal)开通后迅速崛起的华尔街和积累起来的无数财富所造就的富人们。这个词的出现过程与中国过去的“万元户”一词如出一辙,致富光荣从一种普遍的“仇富”、“恐富”情绪中解脱出来。这不仅是个人生活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进步。

一百多年以后,百万富翁已经无法描述超级富豪的财富数量级,取而代之的是亿万富翁(billion-aire)。富人是怎样产生的?在国际发展研究中,新兴经济体中涌现出来的富人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视角。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新兴经济体中,一国前五大的公司往往能够占到该国经济中三分之一的出口量;而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中,明星公司(superstar firms)往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担忧,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往往与政府过从甚密,而那些关着的门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往往引发公众的质疑。

十年前,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亿万富翁来自新兴经济体,也即“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而现在有约42%的亿万富翁来自新兴经济体。照此趋势,到2030年,将有超过一半的亿万富翁来自新兴经济体。

这些“新钱”到底是哪些人呢?按照世界银行前中东和北非首席经济学家Caroline Freund的研究,这些新贵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继承了前辈财富的人,而另一类则是自我造就的富豪。在中国,继承财富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像政治家族的后代一样,他们也被贴上“富二代”的标签,但人们往往忽视的是,在能力的长期竞争中,“二代”本身代表的是他们上一代甚至上几代的努力和对机会的把握。公众对“二代”们的偏见和愤怒往往与他们中极小部分的突出事件有关,而这些事件往往是极具争议的。但正是因为一叶障目,人们往往忽视了财富传承过程中数量和质量的升级:财富继承人往往比他们的先辈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机会,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自我造就的富豪们又可以分为四个类别:公司的缔造者,管理人员,与政治和资源相关的富豪,和金融界、地产界的富豪。与欧洲继承“老钱”的富豪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富豪往往是白手起家,他们通过把握市场机会,创办企业,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创造了价值。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不计其数,其中最为显赫者莫过于借助互联网技术革新成功晋升超级富豪行列的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们。由管理人员迈进富豪行列的往往与大公司关系密切,尤其是跨国公司。对于那些能源行业的富豪,由于政府垄断资源许可并设租寻租,这些富豪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往往更加低调,所谓“闷声发大财”是也。而金融界和地产界的富豪与缔造公司的富豪相比,在道德上很难站住脚,因为他们涉足的行业往往是“零和博弈”发生的地方,他们的收益也往往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

从财富产生的来源来看,在过去的15年间,发达国家中通过继承成为富豪的比例略有下降;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大量涌现出通过创办公司而获得财富成为超级富豪的群体,其在富豪群体中的比例大大增加。单就“金砖”国家而言,俄罗斯的富豪多与政治联系密切,巴西富豪中最多的是通过继承获得财富,印度则以开办企业和继承财富为主,而中国的富豪多为公司缔造者和高管。虽然各国富豪所处的行业大为不同,但作为公司缔造者的富豪比例都在增加。

正如现在的贸易研究从产业转向公司,在公司研究中,微观的个人层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待富豪不可一概而论,并不是所有的财富都是不道德的、坏的。大公司越多的国家富豪也越多。根据福布斯世界亿万富翁榜和《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界500强公司所占全球份额逐年上升,与此同时,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富豪人数所占全球份额也呈现相同的趋势。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公司在造就超级富豪方面的作用。

从国际比较研究来看,像印度那样开放大部分产业给私人,鼓励大公司发展,同时保留一些行业留给小公司经营,这样的做法并不好,因为很多小公司并不能高效地利用资源,最终把行业毁掉。但另一方面,有的国家大多数产业为国有企业垄断并非明智之举。经济学家盛洪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中国经济问题研讨会上曾提到:2000年以来,民营企业提供了10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非国有企业还弥补了国企减少的工作岗位);到2015年,民营企业提供了90%以上的新增GDP(之所以说“以上”,是因为这个数字是用工业增加值估计的,还有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而这两个产业的非国有企业的贡献份额更大)。

这意味着,在全球不平等总体下降,发达国家财富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而在发展中国家财富增长速度远不及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享受着由缔造了大量“新钱”的民营企业大公司所带来的福利:就业率降低、贫困人口减少、社会总体稳定、创新能力增强等。所以,当人们对富豪这个词产生犹疑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出现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所带来的无法由国企替代的作用。当美国的比尔・盖茨财富大量增加的时候,美国人民的平均收入却陷入了停滞;而当阿里巴巴马云跃升为超级富豪的时候,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开始拥有强大的全球购买力。

所以,从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富豪产生的情况来分析,一方面,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助力企业家精神和创业创新、推动开放贸易、打破进入限制将是各国通用的良方。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富豪的出现,良好的市场环境更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推进透明的民营化过程和政府采购,建立有效的竞争政策,并对生产率低下的资源型财富来源和金融、地产业课以重税,这样做将有助于限制官商勾结,也有利于遏制腐败,营造清廉的政治环境。

在传统中国,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当代的财富教育中,对个人能力的强调之余,不能忽视财富产生的制度环境、制度框架,以及如何避免用不道德不合法的方式获得财富。唯有如此,穷国里的富人才能过得从容。

(作者系法国高等欧洲研究国际中心副研究员)

穷国里的富人们:各个国家的富豪是如何缔造的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马俊杰 责任编辑:惠杨_NF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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